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南开大学算是一个“异类”。不仅在于它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中的佼佼者，名师集合，人才辈出，更在于其虽于抗战炮火中毁于一旦，却又能依赖舆论及政治力量的运作得与北大、清华联合并肩且跻身国立，摆脱办学困窘并时来运转。其实，南开命运转机的背后，既有蒋介石欣赏、尊重张伯苓执掌南开的教育理念和利用张氏树立政府形象的政治意图，有校长张伯苓对蒋介石主导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及由此对蒋介石所发挥的影响力，有蒋介石视南开大学为战时中国文化不屈标志的态度，当然也有蒋介石与张伯苓长期相交相知而日见加深的友情。
一、教育理念近似而惺惺相惜
私立南开学校的成长、南开大学的发展，源于早期严修、张伯苓在“教育救国”潮流中的理性思考与执着追求。严修、张伯苓早期先后考察过日本大中小学教育、美国的大学教育，特别强调大学对于近代中国崛起的使命，当年在南开所提倡的“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理以强国”的学科布局正源于此。此外，张伯苓又把对人精神面貌的塑造、对人务实风格的培育，视为知识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稍微思考一下蒋介石早年对日本教育的深刻记忆、其在新生活运动中所倡导的理念及其对基督教的信仰，就不难发现蒋介石何以对张伯苓及南开大学的教育理念如此推崇，也不难理解蒋介石何以对张伯苓充满了尊重。
蒋介石对于张伯苓创办南开的事迹及教育理念十分欣赏，几次欲请张伯苓出任要职，以壮国民政府名声。张伯苓则深知利用中国政治人物的能量对于南开学校生存的重要性，也极力靠拢中枢，以求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扶持南开大学的发展。1928年冬，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奉蒋介石之命考察平津高等教育。张伯苓在与钱昌照的会面中极力称颂蒋介石。钱氏回南京后对蒋介石称赞南开大学办得好。蒋介石立即电令张学良补助南开大学经费，令张伯苓十分感激。12月18日，张学良在沈阳与即将出访美国的张伯苓会面，并允诺捐20万元，分10年付给，每年2万。这是目前看到的蒋介石与张伯苓交往的最早记载。
1930年12月24日，赴南京参加全国运动大会筹备会议的张伯苓，拜会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等党政要人。蒋介石“对南开校风及张伯苓三十年如一日的办学精神尤为钦佩，更同情南开的经济状况，答应将设法补助南开”。应该说，这是蒋张两氏的第一次会晤。此后，张伯苓多次致信蒋介石声言南开“经济维持目前实无能为力”，请求“中央特别谖［援］手”。蒋介石电请张学良代为“拨款为助”。张伯苓在得知英国退还庚款后，致信蒋介石希望能给南开月配2万元经费。九一八事变后，深忧国难必至的张伯苓，“认识日本较切，而南开校址又接近兵营，倘有变，津校之必不能保，自在意中，故乃早事准备”。此后，张伯苓除关注西南地区外，也曾委托谭熙鸿、曾养甫到浙皖边境天目山考察并代寻校址。1935年冬，张伯苓应邀参加禁烟委员会议并游历四川后，“深感津校事业，仅能维持现状，而川地教育，尚可积极发展”，遂决定在重庆创办私立南渝中学。1936年1月，张伯苓致信蒋介石与教育部长王世杰以“华北环境恶劣，支撑现状，事已非易，再求扩充，势所难能”和“深觉全国优良中学之缺乏”为由，提出“拟在重庆购地建屋，先开办南开中学第一分校”，约需15万法币开办经费，请求支持。蒋介石当即“赞助拨款五万元为开办经费，后又承教部每年给予经常费用，学校遂得顺利进行”。1月20日，张伯苓受邀赴杭州参加蒋介石任校长的航空学校第五期毕业式。30日在南京与蒋介石、吴铁城共进晚餐时，张氏再向蒋氏提出，抗战建国必须建设四川为根据地，而四川的建设必先从教育、实业、交通入手，并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在四川设校的动机。蒋介石再次当面允捐5万元。3月，张伯苓派南开中学主任喻传鉴赴重庆沙坪坝以2.8万元购地400余亩建造南渝中学校舍。8月下旬校舍完工并开始招考，投考者近千人。10月25日，张伯苓在致蒋介石信中详细介绍了南渝中学筹建状况，显得十分兴奋。蒋介石这一行为或如张伯苓所述，是蒋介石抗战前“即认定四川为我民族复兴根据地，建设四川即所以建设中国，故乐于助苓在川设立分校，其眼光为何如哉？”或许也只是蒋介石拉拢教育界名流的一个举措，但至少表明战前蒋氏与张氏间关系已相当亲密。
这一时期，张伯苓以教育家著称，同时积极靠拢政府，在各种场合强调支持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根本目的在于希望获得足够的办学经费与政治便利条件。1932年，地质学家翁文灏应邀在庐山为蒋介石讲学时，主张国家用人不必以政党为限，曾向蒋氏推荐包括张伯苓在内的诸多教育、文化、工商界人士，蒋称均想面见。1933年4月，张伯苓应行政院长汪精卫邀请，出任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6月，南开大学被列入英国退还庚款补助名单。同时，张伯苓还积极参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事务，并与蒋介石保持着书信往还的密切关系，甚至主动为青岛市长沈鸿烈说项。1935年，张伯苓还应蒋介石之邀参加了重庆行营禁烟委员会总会的工作。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扣押蒋介石。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南开教授会立即发出谴责张学良的电文。张伯苓也同时致电张学良，呼请释放蒋介石。由于张伯苓与蒋介石私交甚好，中共代表周恩来毕业于南开，张学良又极其尊敬张伯苓，使得张伯苓一下子成为了赴西安斡旋的首选人物。12月16日，行政院长孔祥熙致电张伯苓，以“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效。可否即请尊驾径飞西安，力为劝导，抑先飞京，面商进行之处”。张伯苓慨然赴京，与孔祥熙等国民政府要员协商解决事变方案。后因局势复杂，孔祥熙无力主政，张伯苓只好暂回天津等待时机。12月26日，得知蒋介石返京的张伯苓电贺“我公平安抵京，举国腾欢，同申庆祷，特此慰问”。
1937年2月，张伯苓应国民政府邀请赴江西参观访问，蒋介石亲电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予以接待。5月，得知重庆南渝中学办学成功消息的蒋介石，委托南开出身的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转交张伯苓在川办学补助费，明确表示“如川省未列预算，准由中正设法另拨”。1937年前半，国民政府已有建设西南基地的构想，蒋介石曾有请张伯苓出长四川大学的设想，但被张伯苓以“在先与严范孙先生有誓约，愿终身办理南开”婉拒，蒋介石也只能作罢。
二、“有中国即有南开”
1937年7月7日，北平郊区的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国抗战的全面展开。随即，天津也陷于战火中。7月29日凌晨，以南开大学为据点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8师一部，从八里台进攻海光寺日本兵营及日租界。下午，日军飞机重点轰炸天津重要设施及军事目标，驻守南开大学的第38师预备营即被炸死百余名官兵，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被毁。30日下午，日军百余名乘车携汽油至南开大学，到处放火，思源堂、芝琴楼、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与此同时，南开中学、南开女中也在多次轰炸中被毁。
私立南开大学毁于战火，是抗战开始后高等学校中的第一所。据统计，包括房屋、地产、图书、仪器、标本、机器、家具等的损失，时值663万元法币。
南开大学被炸时，校长张伯苓不在天津。7月初，他作为著名教育家应邀赴江西庐山参加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商讨国是谈话会。7月16日，在第一次共同谈话会上，蒋介石向与会人士表达了对日抵抗到底的决心：“战争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如中途妥协，与丧失尺土寸地者，即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之罪人；军人守土有责，虽战至一兵一枪，亦必与敌抗战到底”。7月20日，在教育组谈话会上，张伯苓率先提议：“我们应不分党派，团结在一起，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与会人士全体签名发表拥护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宣言。随后，张伯苓赴南京。29日夜，张伯苓得知南开大学被炸的消息，悲痛欲绝。30日晨，教育部长王世杰亲向张伯苓表示慰问并郑重表示：“大变敉平，政府必负责恢复该校旧有规模。”下午，张伯苓向《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种精神，绝不稍馁，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现已在京成立南开办事处。”
在抗战初期特殊的氛围中，南开大学作为战时中国一个惨痛的象征，引发了教育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同情。黄炎培著文称：“今敌人发于政治上的凶欲，有意毁灭南开大学，适足以证明被毁灭者不但在文化上有伟大贡献，致惹起敌人的嫉恨，并且它所养成的青年，他们的思想与能力是给民族前途以重大保障，使敌人发生不容并立的感觉，致出于最残酷的一种手段”。日军“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胡适及茅盾、郭沫若等文化界名流、上海各大学联合会纷纷致书电慰张伯苓。或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南开被毁成为蒋介石营造抗战氛围、凝聚教育文化界人心的一个最佳时机。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约见平津教育学术界人士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陶希圣等。会谈中，痛感办学心血被毁的张伯苓慷慨而言：“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一席话，表达出了一位爱国教育家的高风亮节，也深深地感动了蒋介石。蒋氏当时即明确地安慰张伯苓：“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蒋介石这番话，决不仅仅只是对老友张伯苓的安慰和对教育文化设施毁于战火的痛心，也极大提升了南开大学作为战时教育被毁标志性象征的意味，表达了国民政府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此后，这番承诺成为张伯苓建设重庆南渝中学、重建南开大学的护身符咒，南开的命运及历史轨迹由此巨变。
三、跻身西南联大
1930年代中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蒋介石，渐将国民党内反蒋派系一一折服。抗战全面爆发后的蒋介石，更被视为中国抗战及建国的领袖人物。8月1日，蒋介石会见张伯苓并发表支持南开重建的讲话。不管蒋氏出于何种考虑，讲话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也直接影响着教育部优先考虑对南开大学的安置。
8月中旬，教育部在南京与参加庐山国是谈话会后不及北归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长进行协商，商讨平津失陷后救济三校的办法。由于“平津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学生为数极多，势非借读所可以完全救济”，“为使优良教授得以继续服务，并使学生完成学业，且隐为内地高等教育扩大规模起见”，经蒋介石批准，教育部决定在长沙、西安各设立一所临时大学。由于战前清华大学在长沙修建了一所新校舍，正可用来安置三校师生。8月28日，教育部致函清华校长梅贻琦：“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梅贻琦遂放弃北上计划，转赴长沙筹备临时大学成立事宜。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了由撤出平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的命令。
此时，推动北大、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的内在因素还有四：一、私立南开大学规模虽小但极具办学特色；二、张伯苓先生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蓝本办学，与欧美留学生占主流的清华、北大具有较多的认同感；三、南开毁于战火，引发教育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四、倡议推动三校联合的，当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人。梅贻琦出身南开中学，向以张伯苓学生自居；蒋梦麟也对张伯苓极为敬重。这种不同寻常的人际关系，也是三校合作的重要因素。此外，倡导三校合作者还有时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的胡适和傅斯年等文化名流，影响力自然非同一般。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武汉告急，长沙已非安全之地。此时，长沙临大是否搬迁成为师生议论的焦点。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表示，长沙绝对安全，省府全力支持临大办学。但临大常委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应该提前从容搬迁，并选择一个安全地点，以免战火临近后自乱导致重大损失。他们决定迁至云南省会昆明，一是昆明地处西南较为安全，二是有滇越铁路可与国外联系，图书及设备的采购较为方便。迁校方案上报教育部后，常委蒋梦麟又专程赴武汉向蒋介石汇报。
1937年底，教育部对全国高等教育再次进行战时统一规划，既有“因战事而失业之教员与费用断绝之学生，流离失所，亟应救济”的缘故，要“为国储才”，也为发展西部高等教育、推进边疆文化起见，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移驻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随后，长沙临大开始了长达数月的艰难搬迁。1938年4月2日，经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教育部正式发布命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西南联大正式建立。
自1937年11月起，教育部总务司开始拨给南开大学国立经费，补助费2333.1元；12月经费计法币5000元，另有补助2333.1元。1938年，南开大学全年经费13500元，1939年度补助费30800元，1940年度补助费30800元，1941年度补助费29501元，均由教育部发给。南开大学得以在政府支持下艰难重生。
此时，视南开为生命的张伯苓，对蒋介石投桃报李，积极支持国民政府的政治宣传与军事策略。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初，国民党通过一些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南开校友如行政院参事张平群、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等，力劝张伯苓加入国民党。张氏两次均以“不参加比参加更好”为由拒绝。但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亲送党证上门时，张伯苓碍于情面地收下了。
1939年9月1日，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张伯苓被蒋介石选派为监委，1941年再任三青团中央团部指导员。张氏也时常出现在中央训练团党团训练班的讲堂上。如国民党中宣部要求南开认印《总理遗教暨总裁言论》，张伯苓立即答应个人认印100部，南开中学认印200部。当然，张伯苓政治活动的主要舞台是国民参政会，他多次参与蒋介石针对国民参政会其它党议案的对策，涉及到诸如中共问题、经济问题、川康建设等。用周恩来的话讲，就是张伯苓完全被蒋介石迷住了。张伯苓甚至对周恩来说，要毛泽东“赶快把你们共产党的摊子收了，拥护蒋委员长”。1943年5月，为呼应蒋介石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张伯苓也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与南开之教育》的长文，强调教育要切实有效地配合国策需要，南开强调的“公能教育”应向“建国教育”发展，教育应与三民主义原则相结合，方能为“奠定革命建国之基础，完成革命建国之大业”做出贡献。在1945年5月的国民党“六大”上，张伯苓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当然，不管张伯苓内心如何考量，他的这些表现都是蒋介石乐于看到的。
战火摧毁了南开旧址，诸种机缘的叠合，使南开转为国立。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私立南开的办学费用如果自筹将难以生存，而转由国家负担则压力顿减；学校因与北大、清华联合，在教学、科研上受益良多而渐成强势，在国际上也因三校毕业生大批赴美留学后成就斐然而声誉日隆，南开大学的命运由此发生重大改变。每念及此，都不由得联想到蒋介石与张伯苓间那重复杂关系和深重的友谊。
四、“国立”抑或“私立”？
1941年12月7日，由于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在蒋介石等不少中国政治家而言，美日战争的展开，意味着日本将在中国和太平洋海域两线作战，美国强大的经济及军事实力，将会进一步加速日本的失败。
对于中日战争时局的走势，颇具眼光的张伯苓等人十分清醒。在他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暴日自速其败云，我与同盟国之胜利为期当不远”。战争结束后，南开大学将面临着复校天津的重大问题。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南开部分规模最小，教授人数仅占联大总数的十五分之一，既与战前相比大为减少，“将来复校必感才荒”，须提前予以谋划。1942年2月13日，张伯苓拜会蒋介石并就南开复校问题进行了初步沟通。蒋介石“仍本‘有中国即有南开’之诺言，允对我校复校时，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这次会见后，张伯苓即对南开复校已是心中有底。
2月17日，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张伯苓在校长寓所召开了南开复兴筹备会，邱宗岳、陈序经、杨石先、李卓敏、伉乃如五教授出席。视南开如己出的张伯苓，此时继续坚持“私立”立场。各位教授也强调教育自由化必须以“私立”为根基。在当时国内各大学借抗战之机纷纷改为国立以图升格并彻底解决经费问题的风气下，南开复兴筹备会议却逆势而行，决定“本以前奋斗之精神，仍维持私立”。
此后的3月1日、3日和7日，张伯苓又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南开复兴筹备会议，主题为人才招聘、研究方向和筹集经费。在人才招聘方面，计划从南开学生或国外归来的学者中招聘，必要时可以从美、英籍学者中招聘，但原则是“宁缺勿滥”；在研究方向上，计划重点发展数学、经济和化工；在经费筹集方面，决定“除请政府协助外，并向国内国外捐筹之”。
张伯苓与蒋介石的沟通，对南开大学所需办学经费的解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张伯苓的请求下，蒋介石于3月和7月先后两次以行政院长名义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各拨付补助费10万元。1942年度补助费30800元也如数领取。
在太平洋战争刚刚打响之际，张伯苓即能做出中日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局判断，其政治洞察力实在惊人。而其为南开复校的未雨绸缪，也展现了一个伟大教育家的管理才能和高瞻远瞩。在张伯苓积极推动下，南开复校工作着手较早，经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梅贻琦等人同意，南开大学增聘了10-15位青年才俊，经费由西南联大支付。此外，南开大学还确定了以后的重点发展方向，特别是筹集到了大批资金。1943年春、1944年夏，张伯苓又两次召集在昆明的南开大学人员赴重庆商讨复校计划，为复校做好了充分准备。此时，张伯苓心中有一个“大南开主义”的勃勃雄心，计划战后在天津设立南开本部，在重庆、南京、上海、长春等地设立分校，形成一个包括自幼稚园、小学、中学及大学的完整的教育系统。此时，复校虽然只是构想，但张伯苓心中有底，因为“南开得有元首之奖掖，邦人之提携，将来复校工作，前途绝对乐观，可断言也”。
1945年8月11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和昆明。张伯苓即上书蒋介石，称南开师生对蒋氏“有中国即有南开”的诺言“咸为感泣”，并随即提出三个要求：一、“南开大学未来之发展，需费颇巨。在最初十年所需之款，拟请按照北大、清华经费数目，由政府拨付”；二、由于南开原址的校舍设备均被毁坏，“拟请政府就华北敌产中，指定相当财产，予以赔偿，并作学校永久基金”；三、“上项敌产，在未能奉拨变价之前，并请准先由政府拨借相当款项，以便赶工兴建宿舍，并积极进行复校工作”。张伯苓声明：上述三点主旨在于“使南开由敌人侵略而毁灭者，得由敌人产业之赔偿而复兴”。
在此，深知利用其与蒋介石关系的张伯苓，既巧妙地以蒋介石允诺为说词，又合情合理地要求以敌产赔偿南开被毁财产，更力求争取南开在经费上能与北大、清华比肩。其实，张伯苓先生也知道，战后中国百废待兴，高校复员所需经费极大而能得政府资助数额极小，求得政府资助或敌产相抵，都是当时可以想到并力争的最佳办法吧。接到张伯苓信件的蒋介石，立即做出了一个令张伯苓不愿接受的回复：经费事宜可以商量，但南开大学“商改国立”。由张伯苓立刻呈上的第二封信及后来国民政府文官处呈蒋介石文中可知，文官处与张伯苓已就南开大学经费及改为国立之事进行了沟通。张伯苓在第二封信中提出：南开复校经费，“拟请政府成全始终”，“复校第一年所需经费准照北京、清华两校经费比例，由政府全数补助，嗣后逐年递减十分之一，至第十一年，即全由南开自行筹措”。文官处呈文认为，南开复校经费第一年全由政府支付以后每年递减十分之一的提议，“虽无前例，惟念该校历史悠久，办理确具成绩，在抗战期间与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其经费即全部由政府负担。战事结束后，三校将分别恢复，倘南开以私立之故竟因经费无着而致停顿，实非政府维护教育之至意，似可逾格扶持，以示奖励，拟请照准”。蒋介石在同意张氏建议后，即将张伯苓信及文官处呈文批给行政院长宋子文，认为南开复校经常费由政府每年拨付可以照准外，希望就敌产赔偿校产的做法先制定一个方案以便施行。宋子文立即指示教育部核议文官处所提南开复校经费支付方案并照准执行，但他认为以敌产赔偿校产的方法，在国民政府关于敌产接收办法尚未出台之前，“似未便有所决定。拟俟将来处理华北敌产时，再行酌办”。至此，张伯苓事实上已通过其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解决了南开战后复校的经费问题。从此后中国经济因国共内战而迅速崩溃、教育几乎瘫痪的局面来看，如果当时南开不依靠国民政府解决经费来源的话，南开的命运真是难以测定。
然而，在南开究竟是私立还是国立的问题上，张伯苓还是犹豫再三。蒋介石十分敬重张伯苓及其所创事业，也希望借助张伯苓的支持以著声望。1944年1月，国民政府授予张伯苓一等景星勋章。4月5日，张伯苓70寿庆，蒋介石亲书“南极辉光”条幅祝寿并附长篇贺词。10月16日，蒋介石在津南村探望病中的张伯苓时称赞：“希望中国的学校都能办得象南开这样好”，“要推广南开的教育精神和方法”。战后，蒋介石在帮助解决南开经费问题时希望南开“商改国立”，可能并非如人所揣摩有控制南开教育的用心，或许只是为了管理制度上需要以免其他学校群起效法。张伯苓上书蒋介石时明确表示：虽然南开复校，“实非政府资助不克有济”，却“愿仍以人民团体立场，继续努力，以贯彻为国服务之初衷，上酬钧座爱护之盛意”。在蒋介石坚持下，迫于战时经济严重困难、经费无着的压力，张伯苓只得同意南开国立，但表示：以十年为期，十年后改为私立。抗战结束之际，张伯苓向蒋介石推荐曾在战前任天津市长的张廷谔为战后天津市长，极为尊重张伯苓的蒋介石准其所请。8月13日，国民政府发布张廷谔天津市长的任免令。但据杜建时称，张廷谔在天津沦陷前有助于南开，与张伯苓关系较好。战初因有汉奸嫌疑无事可做，在重庆时与张伯苓过往甚密。抗战即将结束时，张廷谔求张伯苓代其向蒋介石说项，希望战后回天津任市长，许诺帮助重建南开。显然，张伯苓推荐张廷谔的背后是与其重建南开的构想有关。即使陈果夫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蒋介石以“有关天津的事要尊重张伯苓先生意见，马上不能改变，以后我再想法调整”为由拒绝收回成命，只是加派国民政府中将参议杜建时为天津市副市长，并嘱附杜氏要避免因与张廷谔发生矛盾以引起张伯苓的不快，强调“天津的事要尽量顺从张伯苓的意旨”。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于张伯苓之尊重与看重，也并非简单的政治利用即可以解释的。
自1942年起，张伯苓因前列腺(旧称摄护腺)肥大病前后两次住院，倍受折磨。每次蒋介石都专程到院探望，并指定安排张氏到当时医疗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就诊，关怀备至。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冬，张伯苓胞弟张彭春自美国归来，见张伯苓病情依旧，遂劝他赴美根治。当时，正巧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张伯苓赴美接受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张伯苓决定赴美。得知消息后的蒋介石，以个人名义赠送张伯苓医疗费1万美元。在美治疗期间，张伯苓不慎腰部摔伤，驻美大使顾维钧又奉蒋介石之命赴纽约慰问，蒋氏再赠医药费5000美元。
1946年4月3日，教育部及文官处所拟南开大学改为国立的“签呈”，由蒋介石签署批准。国民政府拨付西南联大复校资金30亿法币，南开分得8亿元。以西南联大中南开师生规模相较，此项经费的份额应可满意。
4月9日，教育部正式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从此，南开大学开始了国立时代。
五、“介入政治”与拒绝南下
或许正是战时南开大学国立及复校经费问题的解决，让张伯苓深感政治力量对于教育发展的重要性，而战后残破的经济状况是通过民间力量恢复南开大学变得遥遥无期。于是，“张伯苓从需要出发，正完全依赖政府来恢复南开”。1945年12月底，张伯苓赴美疗病。1946年1月，蒋介石即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询问张氏手术后的病状。7月，在张伯苓授意下，南开大学再次呈文蒋介石要求其协助解决南开大学复校问题。
这一时期，南开在天津的复校工作进展顺利。市长张廷谔满足张伯苓之请，顺利接收八里台原有校址，调拨天津日本居留民团综合运动场、苗圃及米谷统制会仓场各地给南开借用，拨付部分敌伪地产、物品作为南开复校的补偿。蒋介石还照张伯苓所请，于1947年1月将上海敌伪产业华美协进社的房屋拨付为南开校产。在国民政府
财政日益困难的状况下，南开大学的员役生活补助费、学生膳费等从未欠发过。张伯苓自己也说：“自改国立以后，经济方面兄之负担减轻，可以稍息心力。校舍维修工程迄今末停，均由国库支给”。
1946年12月18日，张伯苓从美国归来抵沪。3月19日抵达北平转车回到天津。在与欢迎者及记者的谈话中声称：“我决定摆脱政治，回来办理复校工作，继续从事教育。”但此后他却没能信守诺言，在政治漩涡中反而越陷越深。张伯苓此时的心境，是否真如后人为张氏辩解得那样只是为蒋介石所迷惑“一脚踏在臭沟里”已不得而知，但精明干练的张伯苓深知，没有政治支持南开顺利复校、财路通畅及以后的扩张几无可能。或许这种考量，才使得张伯苓在政治与教育两端游移不决。不可否认，蒋介石有利用张伯苓声望的政治考虑。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的郑彦棻曾言：“主席尊敬张先生，是另有用意的。张先生是中国教育的象征，人很厚道，全国人对这位老先生都很尊敬。将来不得已必须采取各党派联合政府时，张先生出面组织国会，可为各党派所通过的。设若不得已必须恢复前六年林森作主席的形式，张先生也是最理想的人。国民党当权人物中找不到第二个林森”。或许张伯苓也明白自身的政治价值，唯有以己之身换取南开的昌盛，实现其宏大构想，这可能也是战时张伯苓与蒋介石间关系于友谊之外必须述及的特质之一。
1947年8月，美国魏德迈将军访问天津，曾与张伯苓会谈。不满国民党腐败统治的魏德迈询问张伯苓：此时美国如何才能真正帮助中国全体人民。张氏声称：“蒋主席为全国人民之惟一领袖，帮助中国全体人民，只有帮助蒋主席，惟有帮助蒋主席，始能帮助全体人民。”张伯苓还极力为蒋介石辩解，认为其多用武人在地方主政，“系由共党叛乱，暂时不得已之措置”；认为蒋氏“为少数人包围蒙蔽，未能了解中国现状”的说法并不准确。在国共激战正酣之际，张伯苓的政治表态无疑是有利于国民党政权的。在蒋介石授意下，天津市长杜建时令南开校友阎子享、冯紫墀等组织“公能学会”，公开为张伯苓竞选国大代表。11月24日，享有巨大声誉的张伯苓，以13万余张选票当选为天津籍“国大”代表，据称“个人得票之多全国之冠”。南京、平津一度传出张伯苓预备竞选副总统的消息。1948年5月，中华民国实施“行宪”，蒋介石邀请张伯苓出任“行宪”政府首任
考试院院长。张伯苓初以身体健康欠佳、只知教育不懂政治为由婉拒。此后蒋介石多次打电报，语辞恳切地劝张氏就任。6月18日，蒋介石再以“此间群情响慕，一致推崇”为由，“务盼勉允屈就”。表示考试院下属只有两部，“只须先生总擎其成，决不致事务太繁”。蒋氏甚至声称：“如先生以体力一时不便南来，则暂由副院长代理，以待尊体完全康复再理院务，亦无不可。请勿再辞，不胜公私交感之至”。无奈的张氏，自知“身体、年龄、经验均不应担任”此职，但“惟以总统德意感召，只有承乏斯席”。6月19日，蒋介石再电张伯苓，对其“当此国家艰难之际”允任考试院长一职，“盖感风雨同舟之切”。7月6日，张伯苓正式出任考试院长。
根据当时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国立大学校长不能同时兼职。张伯苓在南开的声望无人能及，南开师生也不愿其离职，张氏本人也不愿意离开寄托其生命的事业。鉴于此，蒋介石认为可以打破规则，仍以张伯苓为校长，由经济学家何廉代理校务的方式解决此事，并面告教育部长朱家骅照办。朱家骅对张伯苓的教育理念另有成见，不愿张氏兼任南开校长，雷法章致信黄钰生，认为南开可以援引蒋介石辞去中央政治大学校长职务后被聘为名誉校长之例解决此一问题。陈序经、黄钰生等人遂发起挽留张伯苓并请其就任名誉校长的活动。
9月，聘请张伯苓为名誉校长、改派何廉为校长之事，由天津市长杜建时面告正在北平督战东北战事的蒋介石，蒋介石“命先电京”。据何廉回忆，极有可能仍是朱家骅的坚持，使得张氏兼职不能成立。与此同时，从美国归来的何廉深知危局中南开命运之艰难，在南京面见张伯苓及教育部长朱家骅后回校主持校务。10月20日，行政院正式发布张伯苓辞职、由何廉出任南开新校长的命令，并无如前所议张氏转任名誉校长。何廉给朱家骅写信抗议，但如石沉大海。10月330日，受到打击的张伯苓也离津赴京出任考试院长。
11月12日，张伯苓飞赴重庆，此后再无赴考试院视事。11月底，何廉南下上海探亲，因局势突变，交通阻断而无法返津。在深知南开办学之难且中共军队将占领平津之际，何廉决定赴美避难。直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南开大学事实上处于无校长主政而由黄钰生、杨石先等人领导的状态中。
1948年末，随着辽沈战役结束和平津、淮海战役展开，国民革命军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统治已岌岌可危。1949年1月1日，迫于桂系压力的蒋介石下野。以养病为由只身避居重庆沙坪坝津南村的张伯苓，从内部透视国民党的腐败政治，极度失望之余几度辞职不准。3月23日，蒋介石电令重庆行辕主任张群代其慰问张伯苓，“如其经济困难，请代为核发，当由中归还也”。3月28日，张群奉蒋介石令赴张伯苓在沙坪坝住处慰问，并代蒋氏送现金200万元。但明确感受到张伯苓“对时局不如前此乐观”。6月30日，蒋介石再电张群并转张伯苓，表达挂念其病身之情。
随着战事逐渐明朗，国民党政权先南迁后西向，败象已明，张伯苓对于国民党的最后一点幻想彻底破灭。1949年7月初，张伯苓致电已在台南的蒋介石，除报告“曾患脑冲血症，现已痊愈”外，仍表示“惟老病之身，难供驱策。考试院事已一再请辞，望能摆脱，藉免尸位素餐之讥”。蒋介石批示由张群代送银元券1000元。8月31日，张伯苓致信蒋介石，一方面表示对于蒋氏“屈尊枉顾，慰勉有加，感激之情，莫可言喻”，声称自己“年老力衰，病后不良于行，致未克躬诣铃辕奉候”；一方面表达张氏在年初蒋介石引退后，“亟思追随钧座之后，退让贤路，藉示拥护钧座、公忠体国之意，爰即具呈请辞。乃蒙当轴一再慰留，卒未获准，其后政府屡行疏迁，致延误迄今，殊深遗憾”之意；同时再次声明：“钧座民族救星，国家复兴大业，匪异人任。他日健康，幸得恢复，仍当以在野之身，勉效棉薄，赞襄盛治也”。蒋介石颇为感怀，除复函慰问外并以“有关起居，弥深怀念”为由，“特致送二千元，藉资疗养之助”。11月21日，蒋介石赴重庆津南村探望张伯苓，张氏再次当面请求辞职。25日，国民政府公告张氏辞职。11月27日，蒋介石再次专程到津南村会见张伯苓，希望他随国民政府迁台或赴美。蒋氏当面许诺：张氏只要走，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可以在飞机上专设卧铺，家属均可随行。张伯苓均婉言谢绝。
此时，张伯苓接到了周恩来托南开校友带去的香港来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他相信有周恩来照顾，自然无忧。张氏年事已高，自然也不愿远离家乡。蒋介石离开重庆赴台后，又再令蒋经国催请张伯苓：“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但张氏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由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为蒋张关系、蒋介石与南开的关系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1950年初，由于曾任国民政府要职，张伯苓受到了重庆军管会的不少压力，他致函周恩来提出返回天津居住的要求。在周氏关照下，张伯苓暂返北京居住。其次子张锡羊要求张伯苓“为了南开，为了家人”写个拥护新政权的表态材料，张氏则以要对中共新政权再看一看，他不同意“才和蒋先生分手就和共产党一样骂蒋先生，需要多想一想”。或许正是年迈的张伯苓对蒋介石仍有一份友情，才使其做出了这种不适应当时遽变政局的举动，也招致了此后他在南开学校饱经冷遇。
此后，到台湾的蒋介石仍对张伯苓动向极为关注。1951年2月27日，得悉张伯苓病逝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痛悼无已”的字句。3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为张伯苓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亲写挽联“守正不屈、多士所宗”以志哀悼。台湾南开校友纷纷以纪念集、悼文等予以纪念。以后，每至张伯苓逢十华诞纪念日，台湾都要举行纪念会。除《天津日报》的简短报道外，大陆报刊对其近乎采取了集体沉默的态度。1975年4月5日，是蒋介石生命终结的日子。据蒋经国回忆，当天早晨，蒋介石精神较好，还曾向蒋经国征询有关张伯苓百年华诞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瑏瑠两人友谊显然并非简单的政治利用可以解释的了。
结语
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如果说他在与张伯苓的交往及对南开大学的支持中毫无政治考虑，似也不合情理。在1930-40年代的动荡年代，极力巩固统治权威的国民党政权，十分看重知识群体、教育界的支持，除了蔡元培、胡适等教育界名流“投入政治”外，张伯苓则是另一个声誉日隆的私立教育的代表人物。因此，蒋介石对他的争取可谓“公私兼顾”。而视南开学校如生命、在私立教育界历练经年的张伯苓，同样也非意气用事之士，虽然很少有人能知道张伯苓对国民党政权的真实想法，但其对于中枢的“关爱”显然是来者不拒。在双方各怀目的的交往中，张伯苓对于蒋介石的支持使得国民党政权政治上获得了不少分数，而张伯苓的收获则是私立南开学校和后来国立的南开大学在动荡年代的基本生存条件——持续的拨款与跻身西南联大，这份收获在今天才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由于1949年后大陆政治评判带来的影响，在今天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校史记载中，蒋介石实在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是有意淡化的因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南开大学的发展史上看，1937年的战火毁校，既可以视为私立南开的结束，也可以视为其以另一种生存方式得以重生。但无论如何，蒋介石与张伯苓的交往及诸多政治因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应被忘记的。中国近代教育时常被赋予诸多的政治色彩及其历史的复杂性，由此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