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在中国只有百年历史。当初的大学建制，主要有国立（含省立）、教会、私立三种。办大学需要大量资金，又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因此私立大学要比国立大学、教会大学难办得多。所以，张伯苓创办了私立南开大学，实是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国内外对此评论甚多。比如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友人为纪念张伯苓70寿辰，出过一本书，名叫《另一个中国》（应译为《这里是另一个中国》）。司徒雷登在该书《导言》中说：“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我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美国人习惯于响应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他们了解传教士呼吁的目的。他们有相当的财富。张伯苓没有这些优越条件。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大学的经费是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提供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 司徒雷登毕竟是“中国通”，其评价恰如其分。

经费的来源与使用

罗隆基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早在北洋时期，大学欠薪现象非常普遍，教师索薪风潮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身无分文的张伯苓怎么敢办一所私立大学呢？也就是说，他的办学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现有资料看，张伯苓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捐款，其次来自基金会赞助，最后才是政府补助。个人捐款是需要游说的，弄得不好会让人难堪。在这方面，张伯苓的经历真是一言难尽。他曾对学生说：“你们大家缴付的学费，和我在外边筹来的款项，都不在少数，可是未有一文入了私囊。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筹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正是这种“不觉难堪”的信念，才使他四处奔走，筹款兴学，才使不少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慷慨解囊，捐资助学。据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祚说，为了办南开中学，除郑菊如赠地外，还有“徐菊人（世昌）、卢木斋（名靖）、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二万六千两，建起新校……转年，复得袁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礼堂。到此，南开中学已初具规模。”这里所说的徐菊人、袁慰亭，就是后来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和袁世凯。当时他们的地位已经很高，其善举有很大号召力。张锡祚还说：“南开中学建立后，以倡办新学，很有成效，一时社会上热心教育人士纷纷解囊捐助，因此校舍得年年扩建，学生也年年增多。” 这是南开中学创办时的情况。

南开大学亦如此。据该校负责财务的华午晴和注册部主任伉乃如在《十六年来之南开大学》中介绍：为了筹建大学，张伯苓和严修征得徐世昌、黎元洪支持，又南下拜访南京督军李纯（字秀山）等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共募集大洋八万五千多元，作为开办费用，从而“开创了个人捐资兴办大学的新范例。”（司徒雷登语）有了这笔捐款，张伯苓于1919年在南开中学旁盖了一座楼作为大学校舍。第二年，学校发展很快，经费问题又摆在面前。无奈之下，张伯苓只好再次南下，张组绅（又名张祖年）答应每年捐款三万元，作为矿科使用。张组绅是江苏武进人，民国初年担任过山西省财政厅厅长，当时已弃官还乡。张伯苓此行的又一收获，是得到李纯的重要承诺。这一次李纯虽然没有和张伯苓会面，却托人传话说：关于南开基金，我自有办法，请不必过虑。当时张伯苓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谁料张返津不到两周，李纯竟突然自杀（一说暴死），并在遗嘱中说，愿将家产的四分之一捐给南开。有人说这笔捐赠为50万元，实际到位10万元。但据华、伉二人说，事后其家属以公债形式交付学校，南开大学“实收入八十七万元”。这些说法也许与当时币值与公债的换算有关，但无论如何，被人们视为军阀的李纯，还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南开大学的“秀山堂”就是纪念这位将军的。

1923年，南开大学要在八里台建校，美国罗氏基金团为科学馆捐助12.5万元，袁述之根据母亲意愿认捐7万。随后，罗氏基金团又多次捐助南开各项事业。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在三年内拨款10.5万元，作为扩充理科的专项经费。1927年，因经营房地产发财的卢木斋捐资10万元修建“木斋图书馆”，于第二年落成。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再次拨款资助南开理科，南开校友总会成立后也募集8万元筹建“范孙楼”，以纪念刚刚去世的严修先生。1930年，天津绅士李典臣捐书350箱，价值50万元。同年，傅作义捐赠数百亩土地，每年可收租上万元。日本东京出版协会也捐赠两大箱图书。另外,从《南开大学历年捐款出入表》（1919～1935）中可以看出，当年捐款数额在5000元以上者，还有阎锡山、梁士诒、周自齐、王占元、靳云鹏、张学良、陈芝琴等人。

胡适认为：“南开学校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主要是由于张伯苓的卓越领导。他常说：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自办学那天起，个人一无所有，但他在办学上从来不怕预算超支。他的计划是向前发展。经费短缺并没有阻碍他的计划扩展。他对未来总是乐观的，他相信事情最终会成功。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能常常得到支援，使他的计划得以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南开大学虽然经费困难，但从来没有依靠多收学生来解决经费问题。这是南开与过去许多私立学校、如今许多公办学校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