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如何当南开校长


更新时间:2016/06/20 阅读次数:0

 

      现代大学在中国只有百年历史。当初的大学建制,主要有国立(含省立)、教会、私立三种。办大学需要大量资金,又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因此私立大学要比国立大学、教会大学难办得多。所以,张伯苓创办了私立南开大学,实是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国内外对此评论甚多。比如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友人为纪念张伯苓70寿辰,出过一本书,名叫《另一个中国》(应译为《这里是另一个中国》)。司徒雷登在该书《导言》中说:“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我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美国人习惯于响应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他们了解传教士呼吁的目的。他们有相当的财富。张伯苓没有这些优越条件。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大学的经费是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提供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 司徒雷登毕竟是“中国通”,其评价恰如其分。

经费的来源与使用

      罗隆基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早在北洋时期,大学欠薪现象非常普遍,教师索薪风潮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身无分文的张伯苓怎么敢办一所私立大学呢?也就是说,他的办学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现有资料看,张伯苓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捐款,其次来自基金会赞助,最后才是政府补助。个人捐款是需要游说的,弄得不好会让人难堪。在这方面,张伯苓的经历真是一言难尽。他曾对学生说:“你们大家缴付的学费,和我在外边筹来的款项,都不在少数,可是未有一文入了私囊。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筹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正是这种“不觉难堪”的信念,才使他四处奔走,筹款兴学,才使不少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慷慨解囊,捐资助学。据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祚说,为了办南开中学,除郑菊如赠地外,还有“徐菊人(世昌)、卢木斋(名靖)、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二万六千两,建起新校……转年,复得袁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礼堂。到此,南开中学已初具规模。”这里所说的徐菊人、袁慰亭,就是后来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和袁世凯。当时他们的地位已经很高,其善举有很大号召力。张锡祚还说:“南开中学建立后,以倡办新学,很有成效,一时社会上热心教育人士纷纷解囊捐助,因此校舍得年年扩建,学生也年年增多。” 这是南开中学创办时的情况。

      南开大学亦如此。据该校负责财务的华午晴和注册部主任伉乃如在《十六年来之南开大学》中介绍:为了筹建大学,张伯苓和严修征得徐世昌、黎元洪支持,又南下拜访南京督军李纯(字秀山)等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共募集大洋八万五千多元,作为开办费用,从而“开创了个人捐资兴办大学的新范例。”(司徒雷登语)有了这笔捐款,张伯苓于1919年在南开中学旁盖了一座楼作为大学校舍。第二年,学校发展很快,经费问题又摆在面前。无奈之下,张伯苓只好再次南下,张组绅(又名张祖年)答应每年捐款三万元,作为矿科使用。张组绅是江苏武进人,民国初年担任过山西省财政厅厅长,当时已弃官还乡。张伯苓此行的又一收获,是得到李纯的重要承诺。这一次李纯虽然没有和张伯苓会面,却托人传话说:关于南开基金,我自有办法,请不必过虑。当时张伯苓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谁料张返津不到两周,李纯竟突然自杀(一说暴死),并在遗嘱中说,愿将家产的四分之一捐给南开。有人说这笔捐赠为50万元,实际到位10万元。但据华、伉二人说,事后其家属以公债形式交付学校,南开大学“实收入八十七万元”。这些说法也许与当时币值与公债的换算有关,但无论如何,被人们视为军阀的李纯,还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南开大学的“秀山堂”就是纪念这位将军的。

      1923年,南开大学要在八里台建校,美国罗氏基金团为科学馆捐助12.5万元,袁述之根据母亲意愿认捐7万。随后,罗氏基金团又多次捐助南开各项事业。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在三年内拨款10.5万元,作为扩充理科的专项经费。1927年,因经营房地产发财的卢木斋捐资10万元修建“木斋图书馆”,于第二年落成。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再次拨款资助南开理科,南开校友总会成立后也募集8万元筹建“范孙楼”,以纪念刚刚去世的严修先生。1930年,天津绅士李典臣捐书350箱,价值50万元。同年,傅作义捐赠数百亩土地,每年可收租上万元。日本东京出版协会也捐赠两大箱图书。另外,从《南开大学历年捐款出入表》(1919~1935)中可以看出,当年捐款数额在5000元以上者,还有阎锡山、梁士诒、周自齐、王占元、靳云鹏、张学良、陈芝琴等人。

      胡适认为:“南开学校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主要是由于张伯苓的卓越领导。他常说: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自办学那天起,个人一无所有,但他在办学上从来不怕预算超支。他的计划是向前发展。经费短缺并没有阻碍他的计划扩展。他对未来总是乐观的,他相信事情最终会成功。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能常常得到支援,使他的计划得以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南开大学虽然经费困难,但从来没有依靠多收学生来解决经费问题。这是南开与过去许多私立学校、如今许多公办学校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