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与南开


提到张伯苓和南开,就不能不提严修,因为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对于严修和张伯苓之间的关系,作为南开校董的胡适评价较为贴切:“伯苓结识严修,与后来南开的开办与发展的影响很大。严修字范孙,为北方学术界重镇,竭诚提倡新思潮新学说,不遗余力,而切德高望重,极受津人的景仰,伯苓得其臂助,为南开奠定巩固的始基。”

南开在早期获得的成功,要归功于张伯苓与严修亲密无间的合作,那时人们对南开的捐助,首先是由于同严修的私人关系和个人威望。在1904年严、王两家馆合并后,正是中国处在停科举,兴学校,新式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南开教育顺应历史潮流,因此发展很快,张伯苓主要忙于校内教务,而由严修四处奔走为南开募捐。因此后来张多次称严修为南开“校父”并说:“个人真万幸,遇到严先生,在严先生的指导下做事”,“我们学校真幸会是由严先生发起的。” “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范孙先生,他的伟大人格与高远的见解,处处值得‘南开人“警醒!”在严修去世后,张曾多次拟定南开创办人名单,每次都因时而易人,但严修则始终未变。1929年3月严修去世时,张正在美国募捐,他哀恸不已。对旅居美国的南开校友说:“严先生的道德和学问,万流共仰。我个人追随他多年,深受他人格的熏陶。南开能有今天,全仗严先生之力。严公逝世,对我个人来说是失去了一位同志,对学校来说是失去了一位导师,应当尊严先生为校父。”回国后,他又曾多次说:南开25年所以有如此发达者,实赖严范孙先生,不幸范孙先生已逝世,学校之助力损失。张对严的人品评价是;“为人持己,清廉、守正不阿”这是十分中肯的。1930年10月19日在南开范孙楼奠基礼时,张又说:“南开学校创自严范孙先生,二十余年来严先生与学校发展之进程方面,厥功殊伟,而精神上之督促,成绩犹钜,不幸严先生病故,今日之南开,确惟出校生是赖。可见在严修去世后,张把筹集办学经费的希望寄托在校友方面,更由此可断定,严修在早期南开经费筹集方面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张伯苓在许多方面深受严修的影响,特别是在筹集办学经费上。严修在1919年筹办南开大学时,携张伯苓向达官贵人,巨绅富贾募捐他们巧取豪夺而来,用以挥霍享乐的巨额资财,转用到百年树人的教育事业,有些青年不同意。严修则开导说“盗泉之水不可饮,用他洗洗脚总不失为一有益之举”。后来张伯苓也有类似说法“这好比用脏水浇花,水虽然是脏的,浇出来的花却是鲜艳的。”这两种说法都成为南开广泛募捐的基础,不过一个说得文雅一点,一个说得通俗一点。南开从建校到扩展,得力于此类募捐不在少数。

严修(1860—1929)字范孙,祖籍浙江慈溪,世居天津。祖父严家瑞行商于顺天三河一带,成为握有垄断特权的盐商,严修的父亲严克宽1870年被任命为长芦总盐商。

严修13岁应县府试,14岁应院试,22岁中举人,26岁散馆为翰林院编修。为北方学术界巨臂,戊戌变法前曾任贵州学政,首以奏请停科举,开经济特科而有声于时,后以翰林任学部侍郎,实际主持学部事务。竭诚提倡新思想,锐意兴办新教育并卓有成效。任职期间注意培养新学人才,经他提拔的人有张元济、范源濂、罗振玉、戴展诚等人。民国后,严仍极受北方官场景仰,德高望重。1903年因在天津、保定等地捐私款办新式学堂11所,获清廷五品卿衔。清末天津新式教育之发达与他有密切关系,这不仅仅由于他出私款办新学,而是由于他的大力提倡,大力支持,培养了一批兴办新学的教育家。他一生用于办学的私款不下十数万两银,此外还捐物、捐地、捐书,赠房。曾捐直隶图书馆十五万卷古籍,捐南开大学史籍三万余卷,这些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他同各种社会势力都有较为融洽的关系。早年袁世凯、徐世昌对南开的捐款就是由于他俩同严修不同寻常的私人关系。1898年由徐世昌的介绍,严修至小站参观练兵,从此结识袁世凯。对于时局,严修同袁世凯在许多方面的观点是一致的,其中主要的是废科举兴学校。1909年袁世凯为清廷所忌,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军机,祸且不测的时候,严修不顾身家性命,抗疏力保,疏被扣截,未能奏效。后来袁又被饬以“足疾养归”。在悄然离开北京的时候,只有严修、杨度少数人为其送行。为此严修多次受到载沣借机给予的难堪,逼其去职,最终以扫墓为由辞官返津。袁对严是很感谢和信任的,对他的学识也很钦佩,并把自己的几个孩子放心的交给严培养。严精心为其请英文、汉文教师,严格教诲。

1910年严被罢官后,携长子智崇、侄智惺等一行六人南行,探望隐居的袁世凯,备受袁的优待,返程时袁特赠头等车票。严修在日记中写道:“不得已受之,项城之情意周到,不惟可感,亦可法也”。1913年严又亲赴欧洲送袁的三个儿子游学。后来袁氏当国,把严修视为同党。他的北洋故旧鸡犬皆仙时,严却先后12次辞绝袁的提任推荐。(从1911年6月到1925年12月他先后19次辞谢任官之议)1914年2月他在英国时得电传;已被袁世凯授予教育总长,立即电袁推却,并请中国驻英公使代辞。竟使袁感叹严“不拜一命”。

严修对袁世凯有深刻的了解,对袁的评价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为他人所不及。早在辛亥革命时,有一次李石曾前来拜访,与严修发生辩论。李主张共和制,认为袁世凯可为总统;严修主张立宪制,认为袁只可为总理,不可为总统,如为总统对其本人不利,对国家更为不利。此话不幸被他言中。当筹安会成立时,严修专程赴京,当面规劝:“更犯颜抗争,沮其成议”,在政治上采取了更为坚决的不合作态度。在谏诤无效时,严拒绝袁的任何召见。1915年初,有人介绍说河南辉县有一块山地,约两顷多,售价900元。严修竟出资千元购得。其实他并非真的如此阔绰,也非真的要“买山避隐”,仅仅是因为这块地与袁世凯的私产地相毗邻,以此示意袁世凯:“不再作政治生涯耳”隐含有与袁决裂之意。但袁世凯对他,除在称帝时欺骗过他以外,始终是尊重的。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号,4月严赴京晤袁。袁死后,严进京吊孝。8月赴河南为其送葬。1919年3月,袁之嫡配夫人殁于天津,其时袁家已败落。严修为其归葬原籍操持,并亲赴河南彰德“灵前行礼”。这是他第五次赴彰德。以此结束两人近二十年的友谊。

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的北洋女医学堂,其经费是由天津海关月拨700两银维持。到袁死后,天津海关立即停付经费,一时之间师生大哗,正在无可奈何时,严修又毅然接办该校,由芦纲公所每月拨款继续开办,“使师生展颜”。此之义举在天津士林中颇受赞誉。可见严不但助袁于生前,且扶持于身后。

民国后,严身无一职,却拥有极高的个人威望,“其道德文章,竟令行半国”。袁世凯去世后,他的北洋故旧,无论文臣武将,都对严执礼甚恭。当时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庙附近有一条叫做“严翰林胡同”,就是因严修而得名。

当年严修办学需一名助手时,友人向他推荐了刚从海军退役的张伯苓,说这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年轻人,不仅受过新式教育,而且为人正直,虽其家境贫寒,却甘愿放弃官职,一心要兴学救国,严修大喜过望,立即邀请张到家中,请他为自己的五个子侄当塾师。

严修年长张16岁,以翰林身份聘张伯苓任教家馆,最初主要是让张教其子侄英文、数学。与张处于“亦师亦友”的关系。张后来称严为“南开校父”,不为过誉。这不仅是由于他以自己家馆作为南开的胚胎期,也不仅仅是他对初创时的南开捐出巨款和土地,更重要的是南开从创办到发展,由中学、到大学、女中、至小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和学系体制里,无不倾注着他的心血。特别是在早期筚路褴缕阶段,没有像他这样享有较高威望的人出来号召、主持、奔走,募捐,是难以想象的,也不可能有如此的成就。

1902年严修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指导张在严、王两家馆中试行日本学制,是一大胆的尝试。1904年5月严又带领年轻的张伯苓再度赴日本考察日本的私立学校。这是张首次出国考察教育,日本先进的教育经验给张以深刻印象。明治维新带来的日本强盛,使张为之一振,更加坚定了他1898年以来的教育救国信念。回国后在严修的积极筹备下,将严、王两家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校具及改建费由严捐助,此时严修还与王益孙各任常年经费每月银百两。1905年因学生增加,经费不足,严、王两家又每月增拨银百两。1906年因新建校舍,王益孙、严修、徐世昌、芦木斋、严子均等人共捐银26000两。

严修不但带头捐银,而且十分关心学校的管理和学生的思想行为。在南开走廊里有一面大穿衣镜,上面的横匾上镌刻着他亲笔提写的四十字箴言“止容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一箴言不知影响了南开多少学生。几十年后吴国桢在谈到他讲究卫生和整洁这一习惯时,说是深受那面镜子的影响。

1908年南开第一届学生毕业,共11人,每人获得一把由严修题字的扇子,内容多是激励他们诚实做人,热爱国家一类的警句,也深深的影响了他们一生。

严修还为学校请来蔡元培、梁启超、黎元洪、范源濂等名流学者来校讲演,增进学生知识,提高学校的知名度。这一做法后来也为张伯苓所沿用。

然而此时严修的生活并不富裕。他为官一向清廉,在贵州学政任内因捐廉助学,以至宦囊空空,任满时几至无法还乡。贵州人为他树“去思碑”和“誓学碑”称颂他为“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1906-----1910年在学部任内,因捐资兴学和资助社会教育事业,又负债22000余两银及银元18000余元。自责:“甚矣余之侈也。今后极宜思节俭之法,以助弥补。”1911年间,由于长芦盐运使借口偿还外债,乱征苛税,使包括严家在内的盐商陷入绝境,他无奈只得租引地与郭家,而郭家不久反悔,其原因是长芦盐运使以还债为名,每引新加一两五钱,郭家不愿负担,使严修处境十分狼狈。纠纷多日,另由林兆翰等为之奔走借债,后赖人告贷,才度过难关。为了保全家产,到1911年严修不得不停止向南开中学堂捐款。严修办的其他私立学校或停办或合并,只剩下两处初等小学堂,附设蒙养园的经费继续由他承担。到辛亥革命前,王益孙也停止向南开支付经费,南开此时极度困难,后来严修与直隶提学使付增湘协商,经付增湘的努力,改南开为公立,并把天津客籍学堂及长芦中学堂并入南开,随之带来两校的原经费共计8000两银,大大缓解南开的经济压力。辛亥革命之后,南开应领公款无法兑现,只得减小规摸,其所需少量维持费仍然靠严修借贷,或由他暂时垫付。

严修在对南开拨房,捐款、捐书、捐物的同时,还出面与地方当局联系,向地方绅士募捐,如;郑菊如捐地12亩,使南开正式成立。卢木斋、严义彬捐建校舍,前文所言直隶提学使付增湘将天津客籍学堂,长芦学堂两校并入南开,两校的经费8000两银也一同转入南开,直隶学务每月补助南开经费1060元。以及直隶工业专门学校和袁世凯主办的北洋法政学堂两校附设中学班并入南开,又带来了两校的经费,设施。这些都是严修奔走“请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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